(一)發病原因
子宮頸殘端癌是由於其他婦科病行子宮次全切除術後，引發殘留的子宮頸癌變。宮頸癌變的病因包括：
1.性行為 初次性交年齡過早、多個性伴侶及男性伴侶的性行為，都被認為和宮頸癌的發生相關。認為這與青春期宮頸處於鱗狀上皮化生時期，對致癌物較為敏感有關。
50多年前人們就發現在修女中宮頸癌極罕見。繼之許多研究指出婚產情況及性混亂，如初次性交過早、多個性伴侶和宮頸癌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有報道宮頸癌的病死率和淋病的發病率之間有關，因而認為宮頸癌大多是由性傳播疾病感染所引起的。在這些性因素中和宮頸癌關系最恒定的是性伴侶數，表中列舉的是病例對照研究結果。研究結果指出宮頸癌婦女較對照組婦女有更多的性伴侶，且患病的危險性直接與性伴侶數成正比。有≥10個性伴侶者較≤1個性伴侶者的相對危險性高3倍以上。事實說明多個性伴侶與CIN及宮頸癌均有明顯的相關性，但與前者的相關性更明顯。Slattery曾在一項研究中推算，性伴侶數≥10個者在宮頸癌新病例中占36%。當性伴侶數≥6個且初次性交年齡在15歲以前時，則患宮頸癌的危險性上升5～10倍以上。
流行病學研究還發現初次性交年齡為16歲者，其相對危險性為20歲以上的兩倍。有學者指出初婚年齡在18歲以下者，比25歲以上者的患病率高13.3倍。Biswas(1997)報道初次性交年齡在12歲以下和≥18歲者相比，OR值為3.5，且與宮頸癌的關系不依賴其他因素而獨立存在。
性關系的特征可能也影響宮頸癌的危險性。一些學者對不同年齡階段的性伴侶數也進行瞭分析。Brinton(1987)及Herrero(1990)未發現20歲前的性伴侶數比終生性伴侶具有更多的意義，但Peter(1986)發現終生性伴侶的作用可全部歸於20歲前多個性伴侶的作用，他還發現月經初潮及初次性交間隔時間短可提高危險性，較初次性交過早的單獨作用還強，但後人未能證實。穩定的性伴侶(時間≥3個月)，較不穩定的性伴侶對宮頸癌危險的相關性更大(Brinton，1987;Herrero，1990)。這個現象提示，可能需要更長期地、重復地接觸攜帶性傳播疾病的性伴侶，其危險性才增加。Herrero(1990)發現進行肛門性交者患宮頸癌的危險性亦增加，此種相關性是真實的還是僅僅反映瞭雙方性行為的其他方面，還是與性衛生有關還不清楚。
2.人乳頭瘤病毒感染 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是宮頸癌的主要危險因素。流行病學調查及臨床資料分析顯示，在目前發現的80餘種HPV型別中約有30餘型與性生殖道病變有關。
根據HPV致病力的大小及不同CIN和宮頸癌組織中HPV感染的分佈情況，HPV分為高危型和低危型兩大類。低危型多導致低度宮頸上皮內瘤變(CINⅠ)及扁平疣類病變，主要有HPV 6，11，30，39，42，43及44。高危型主要導致CINⅡ～Ⅲ及宮頸癌的發生，主要有HPV 16，18，31，33，35，45，52，56等。與正常宮頸及CIN相比，宮頸浸潤癌中HPV 16及18型的陽性率最高，CIN次之。而HPV 6，11型則多見於CIN中。HPV 16，18型在CINⅡ、Ⅲ級中較常見，而HPV 6、11型則在CINⅠ級中多見。以16型最多見，其次為18型，45，31，33型占2%～5%。另有研究指出，宮頸腺癌中以HPV 18型最常見，而與鱗癌關系最大的是HPV 16型。
生殖道HPV感染主要通過性傳播，在性行為活躍的年輕女性中最常見，感染高峰年齡范圍為18～30歲。作為一種常見的性傳播疾病，HPV感染多為短暫性。大多數研究報道宮頸HPV感染的自然清除時間在7～12個月左右，隻有少部分為持續感染。許多研究顯示，持續性高危型HPV感染是發生宮頸病變的必要條件。有報道稱，高危型HPV的持續性感染者患CINⅢ的風險增加100～300倍，而高危型HPV陰性者在隨後的2年內發生HGSIL(包括CINⅡ和CINⅢ)的可能性很小，隨診中細胞學結果也由輕度或交界性異常轉歸為正常。
Dalstein等(2003)報道瞭一項對781名宮頸細胞學為正常/ASCUS/LSIL的婦女的前瞻性研究。作者對這781名婦女應用第二代雜交捕獲法(HCⅡ)進行瞭高危型HPV (HR-IPV)檢測，然後每6個月隨訪1次，平均隨訪22個月。結果顯示高危型HPV陽性患者平均感染時間為7.5個月(3～42個月)，大於50%的感染者在7.5個月內清除。與高危型HPV陰性者相比，HPV短暫感染和持續感染者發生宮頸細胞學ASCUS和SlL的可能性大，其相對危險度(RR)分別為2.38和9.13，所有進展到CIN2/3以上的患者都是高危型HPV持續感染者。同時作者發現，與高危型HPV陰性者相比，高危型HPV低度到中度病毒負荷者和高度病毒負荷者更易發生宮頸細胞學異常，其相對危險度(RR)分別為1.65和8.66。
Schlecht等(2001)年報道瞭一項前瞻性HPV持續性感染的研究結果。該研究自1993～2000年對1611名婦女進行瞭HPV和宮頸細胞學檢查，第1年每4個月1次，隨後每年2次，將初始連續兩次HPV DNA陽性定義為持續感染。結果顯示與HPV陰性的患者相比，HPV16或18型持續感染患者發生SIL的相對危險度為8.68(95%CI，5.9～17.6);和高危型HPV陰性者相比，任何高危型HPV持續感染發生SIL的相對危險度為10.17，而發生HSIL的相對危險度為11.6。
近30年生殖道HPV感染的發病率明顯升高，在1950～1978年間美國Rockester地區HPV感染的發病率上升瞭8倍，1978年為106/10萬(Chuang，1984)。1966～1984年間在美國因濕疣而就診者上升瞭4.5倍。
我國6省市不同地區的調查結果發現，用核酸雜交法檢測宮頸癌組織中HPV 16型DNA的陽性率為36%～64%。高發區山西省為64%，低發區四川省為36%。兩地間HPV 16的檢出率有明顯差異(章文華，1987)。司靜懿等(1992)對宮頸癌高發區新疆、華北，中發區湖北、黑龍江，低發區貴州的調查結果顯示，宮頸癌中HPV 16型陽性率平均為60.4%，且各地宮頸癌中HPV16陽性率差異明顯，並與各地宮頸癌的病死率水平一致。如新疆高達77%(病死率為15.78/10萬)，而貴州則為45%(病死率為4.92/10萬)。進一步分析發現新疆農村宮頸癌HPV 16陽性率為88%，明顯高於城市(66%)。
在幾組病例-對照研究中，均顯示HPV感染和CIN及宮頸癌的發生密切相關。在拉丁美洲四個國傢進行的一組大的病例-對照研究，包括759例宮頸浸潤癌及1467例對照，用FISH法對HPV6/11、16/18進行檢測，結果說明HPV 16/18和宮頸癌間有明顯的相關性。當HPV6/11及HPV 16/18均呈陽性時其相對危險性最高，另外還觀察到性行為及HPV感染的作用均不依賴其他因素而獨立存在(Reeves，1989)。
美國的兩組病例-對照研究(Manos，1991;Morri-son，1991)也都說明，HPV感染與CINⅠ～Ⅲ級均有很強的相關性。當多種型別的HPV感染同時存在時則危險性更高，在調整瞭HPV感染因素後，兩組中的初次性交過早、多個性伴侶、口服避孕藥及吸煙等因素的相關性消失或明顯下降。Eileen 2003年綜述文獻認為，生殖道HPV感染中存在不同類型的HPV多重感染，多重感染率可以達39%，並且多重感染與病變的嚴重程度相關。在大約11.8%的細胞學為正常或意義不明的不典型鱗狀細胞(ASCUS)的女性和35.4%輕到中度不典型增生的女性中，可以見到多重感染，並且其中至少有一種為高危型HPV。
Schellekens等在74例宮頸癌樣本中檢測12種HPV-DNA，HPV感染率為96%，14.1%為2～3種HPV感染，其中至少有1種為高危型HPV，同時發現多重感染在腺鱗癌中較在鱗癌和腺癌中明顯多見(P=0.014)。
Morrison(1991)還指出根據雜交信號的強度推測病毒負荷增加時危險性也增加，二者間呈具統計學意義的劑量效應關系。Munonz等(1992)近年在哥倫比亞及西班牙的病例-對照研究中用三種不同的雜交法檢測HPV DNA，在兩國中均顯示HPV與宮頸癌間有很強的相關性，並觀察到病毒負荷增加時宮頸癌的危險性亦上升。Josefssonzai等2000年報道瞭對478例宮頸原位癌和608例正常對照應用PCR技術進行HPV 16病毒負荷測定的結果。他們根據病毒負荷由低到高將患者分為五組，與HPV 16陰性者相比，發生宮頸原位癌的OR值從病毒負荷低水平組到高水平組逐漸上升，分別為2.0，4.4，8.1，18.7，68.8。Ho等在1999年對100名女性進行隨訪，前3個月每6周隨訪1次，之後每3個月隨訪1次，共15個月，將連續兩次HPV陽性定義為持續感染。HPV持續性感染與SIL的持續存在相關，其OR值為3.91(95% CI，1.58～9.65)，而持續性高病毒負荷的0R為4.97(95% CI，1.45～17.02)。在調整瞭HPV因素後，口服避孕藥、初次性交過早及教育水平低下仍與宮頸癌密切相關。
隊列研究是確定HPV和宮頸癌自然關系的理想方法。Campion(1986)對100例CIN婦女長期觀察2年，每間隔8個月用FISH法檢測HPV DNA，結果HPV 16/18陽性者56%發展為CINⅢ，而HPV 6陽性者僅為20%。Schneider(1987)也有相似的報告，有趣的是3例宮頸CINⅠ～Ⅱ伴HPV 16/18感染者，在其性伴侶去除瞭伴有HPV 16型感染之後，她們的病變也消失瞭。芬蘭對530例宮頸HPV陽性婦女平均隨訪60個月，以細胞異型性HPV型別作為病情惡化的觀察指標，其結果說明HPV16型較其他型別更易誘導CIN的惡化(HPV 16型有45%惡化，HPV 18型為27%，HPV 6/11各為0及13%)(Syranen，1990)。Murthy(1990)的研究結果指出63例由CIN進展為CIS的婦女，在診斷為CIS的活檢標本中HPV 16/18陽性率為68.3%，而在44例無進展的CIN婦女中，在隨訪結束時HPV 16/18陽性率為27.3%，OR為5.9，具有統計學意義。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腫瘤醫院在宮頸癌高發區山西省襄垣縣的調查研究顯示，生殖道感染高危型HPV是當地婦女宮頸癌和宮頸上皮內瘤變的主要危險因素。通過對年齡為35～45歲1997例已婚婦女的調查研究，其中宮頸癌12例，CIN Ⅲ 31例，CINⅡ43例，CINⅠ127例。宮頸浸潤癌和CIN Ⅲ HPV的感染率均為100%(12/12，31/31)，CINⅡ為95.3%(41/43)，CINⅠ為61.4%(78/127)，正常人群為14.2%(253/1784)。Bosch和Manos等通過收集來自22個國傢的1008份宮頸癌活檢標本進行PCR檢測，發現93%的腫瘤中可以檢測到HPV DNA，而且各國之間無顯著差異(Bosch FX，1995)。新近Manos等(Walboomers JM，1999)又重新分析瞭該研究中HPV陰性的病例，結合先前的數據，排除樣本量不足的因素，發現在世界范圍內宮頸癌的HPV檢出率達99.7%。
綜上所述，HPV與宮頸癌的病因關系可概括如下：①上述幾組研究說明二者的相關性是強的，且為一致的;②其相關性主要表現在與少數特殊型別的病毒，即高危型病毒。
3.月經及分娩因素 有關初潮年齡、絕經年齡及衛生因素與宮頸癌的關系很少報道，Zhang等(1989)指出在中國農村(靖安縣)衛生不良(不洗外陰等)以及月經經期延長的婦女，宮頸癌的危險明顯升高;另一組調查亦發現經期、產褥期衛生不良，在病例組及對照組間的RR為2.27(廖彩森，1986)，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此外，越來越多的事實說明多產和宮頸癌密切相關。我國許多省市報道分娩1～3次患病率最低(110.38/10萬)，4～6次漸高(192.36/10萬)，7次以上明顯增高(377.52/10萬)(楊大望，1985)。Brinton(1989)在拉丁美洲的調查，在調整瞭社會經濟因素及性因素後發現，在宮頸浸潤癌中分娩≥12胎的比分娩0～1胎者的危險性高4倍。Wang(1996)報道，我國臺灣地區1991～1994年資料顯示，陰道分娩≥4次者較≤1者的患病危險性增加2倍。此相關性可能為分娩對宮頸的創傷及妊娠時內分泌及營養的作用。此外還發現妊娠婦女HPV的檢出率很高，很可能是妊娠期免疫功能低下促使病毒的活性增高所致。
4.男性性行為及有關因素 一些研究說明男性性行為與宮頸癌關系密切。一些學者對比瞭宮頸癌及健康婦女配偶的性行為及其他行為方面的特點，以研究男性在宮頸癌發病中的作用。所有這些研究均得出瞭一致的結論：即宮頸癌配偶的性伴侶數遠較對照組配偶的性伴侶數為多。研究還指出宮頸癌患者的配偶大多有各種性病史，包括生殖器疣、淋病、生殖器皰疹，而配偶經常用避孕套的婦女則宮頸癌危險性低。對靖安縣415例宮頸癌的隊列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初次性交年齡的提前、本人及丈夫婚外性伴侶的增加，宮頸癌的相對危險性亦上升，丈夫有兩個婚外性伴侶者，其妻子宮頸癌的相對危險性上升5倍，306對配對調查(廖彩森，1986)也說明本人及配偶性混亂不論在配對調查中或高、低發區正常人群的對比調查中，病例組均高於對照組，高發區高於低發區。
一些學者又進一步研究瞭宮頸癌的危險度和配偶性行為類型的關系。在歐洲、泰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的一些研究者發現，宮頸癌的高度危險性和其配偶嫖娼的次數有關(Buckley，1981;Kjaer，1991;Wang，1996)。Reeves及Quiroz(1987)報道，在拉丁美洲男性配偶嫖娼可以影響性病的流行，因此在高發區更重要的是調查上述性行為的情況，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一夫一妻制的婦女患宮頸癌的危險性和她丈夫的性伴侶數直接相關(Buckley，1981)。Skegg(1982)認為傳統上婚前保持貞操的婦女(印尼穆斯林)宮頸癌的發病率很高，這是因為其丈夫嫖娼而將致癌因子傳給瞭這些婦女所致。男性生殖器HPV感染與其配偶患宮頸癌的危險亦密切相關。Barrasso等(1987)用陰道鏡檢查瞭294例患宮頸扁平濕疣及186例宮頸上皮內瘤變患者的男性伴侶480例，其中64%的男性生殖器有尖銳濕疣及丘疹。宮頸上皮內瘤變患者的性伴侶中32.8%(61例)亦同時有陰莖上皮內瘤變，而扁平疣患者的性伴侶中則僅有1.4%(4例)。60例陰莖丘疹患者中60%(36例)檢測出HPV DNA序列，幾乎全部陰莖上皮內瘤變中均發現HPV 16及33型，而HPV6，11及42型則隻存在於濕疣中。上述事實亦支持宮頸癌及其癌前病變和其男性性伴HPV感染相關的看法。
男性陰莖癌對其配偶患宮頸癌的影響亦有不少報道。在中國20世紀70年代死亡回顧調查中發現，兩種癌癥在地理分佈上的一致性在統計學上具有非常顯著的意義(P<0.01，李冰，1987)。Creham(1979)及Smith(1980)報道陰莖癌患者的妻子較其他婦女患宮頸癌的危險性高3～6倍，其次前妻患宮頸癌的男性，其現在妻子患宮頸癌的危險性較對照組婦女高兩倍。
男性包皮環切術與宮頸癌的關系尚無明確結論，有的學者統計，包皮環切者的妻子患宮頸癌的相對危險性極低(RR 0.3)。
5.吸煙 吸煙可能是宮頸癌的發病因素之一。不同的流行病學調查均顯示，吸煙者中浸潤前癌及浸潤癌的危險性均增加。在控制瞭其他各種因素後，發現吸煙的影響仍然存在。大多數研究中吸煙者宮頸癌的危險性增加2倍，高危患者多為長期大量吸煙者，並提示有可能產生晚期效應。認為吸煙的效應隻表現在鱗癌患者，而與腺癌或腺鱗癌無關。在對吸煙者宮頸黏液的檢測中發現，吸煙引起的尼古丁及可鐵寧(cotinine)含量很高。有研究表明吸煙年限、每天吸煙量及初始吸煙年齡均與宮頸癌相關。雖然應考慮到吸煙對機體免疫的抑制作用，但也應考慮到其生物作用，尤其是吸煙加強瞭感染因素包括HPV的效應，ZurHausen(1982)認為吸煙對HPV的促癌作用需進一步研究。
6.避孕方法 口服避孕藥和宮頸癌危險度的關系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性行為的影響。大多數研究在考慮到有關因素作用後，證明其危險性仍然增加。口服避孕藥≥8年者，危險性增加兩倍。一些研究指出口服避孕藥者發生腺癌的危險性較高，這與描述性調查中顯示在年輕婦女中腺癌發病率增加是一致的。應用屏障避孕法(子宮帽、避孕套)者宮頸癌的危險性很低，推測很可能是由於減少瞭接觸感染的機會，子宮帽的保護作用可能部分是由於同時應用瞭具有抗病毒作用的精子殺滅劑。
7.皰疹病毒Ⅱ型(HSV-Ⅱ)及其他 HSV-Ⅱ是最早被認為在宮頸癌病因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種病毒。國內一些單位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瞭HSV-Ⅱ與宮頸癌的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宮頸癌患者中HSV-Ⅱ抗體陽性率高達80%以上，而對照組則僅為14.14%～57.14%，其抗原陽性率也遠較正常對照及慢性宮頸炎者為高。應用核酸原位雜交及HSV-ⅡDNA探針檢測，亦發現宮頸癌組織中HSV-ⅡDNA相關序列遠較正常宮頸組織為高。此外，湖北、湖南、江西、北京等地均從宮頸癌患者宮頸刮取物中分離出HSV-Ⅱ病毒顆粒，經鑒定大多為HSV-Ⅱ型。有學者將分離的病毒株進行細胞轉化及小鼠誘發宮頸癌的研究，均獲陽性結果。以PAP法進行城市及山區(高發區)人群及宮頸癌患者宮頸脫落細胞HSV-Ⅱ抗原及血清學檢測，證明山區HSV-Ⅱ感染率高，且山區宮頸癌及癌前病變的HSV-Ⅱ抗原陽性率較當地正常人高，說明宮頸癌在HSV-Ⅱ流行地區的發病率高。進一步研究發現HSV-Ⅱ的抗體滴度在高發區明顯高於城市，同時男性血清HSV-Ⅱ抗體滴度的幾何均值兩地亦有明顯差異。有研究發現，血清HSV-Ⅱ抗體水平和宮頸癌的病死率明顯相關。
國外一些研究也觀察到HSV-Ⅱ抗體陽性的婦女中，CIN、CIS及浸潤癌均較正常婦女為高，且HSV-Ⅱ與宮頸浸潤癌的相關性較CIN為強。美國的兩組研究(Graham，1982;Thomas，1978)在調整瞭其他混雜因素影響後，仍然顯示出HSV-Ⅱ抗體陽性者患CIS及浸潤癌的危險性均增高。另一項對2.3萬婦女的病例-對照研究顯示，在HSV-Ⅱ抗體陽性的婦女中宮頸癌的危險性上升兩倍(Choi，1977)，但Vonka(1984)及Adam(1985)的兩組相似的研究則未能證明其相關性。Armstrong(1986)觀察到HSV-Ⅱ感染與性傳播疾病門診的年輕婦女的CIN呈短暫正相關，但用細胞學方法檢查則未證實其相關性，在丹麥及格陵蘭婦女中，隨機取樣的調研結果顯示格陵蘭(宮頸癌發病率較丹麥高6倍)婦女中HSV-Ⅱ抗體的陽性率較丹麥高。
綜上所述，雖然HSV-Ⅱ與宮頸癌的病因聯系不能肯定，但亦不能排除，尤其是可能與HPV之間的相互作用。Hildesheim等(1991年)發現HSV-Ⅱ與HPV有協同作用。與此兩種病毒均陰性者比較，HSV-Ⅱ陽性者的RR為1.2，HPV 16/18陽性者的RR為4.3，而當HSV-Ⅱ及HPV 16/18均陽性時則RR為8.8。孟祥金等(1989)分別用DNA雜交法及PAP法，對50例慢性宮頸炎、CIN及宮頸癌的HPV DNA及HSV-Ⅱ抗原同時進行檢測，在部分病例中兩種病毒同時存在，提示二者間可能存在某些聯系。
其他和宮頸癌有關的性傳播疾病如梅毒、淋病、滴蟲病、沙眼等均曾有報道，但也有相反的結果。有學者在宮頸癌及對照組中對5種感染性疾病HPV、HSV-Ⅰ、Ⅱ、HCMV、EB病毒及衣原體感染進行瞭檢測分析，發現HPV、HSV、HCMV、衣原體感染和宮頸癌都有很強的相關性，當感染的種類增加時危險性亦隨之增高，35.5%的患者有4種或4種以上感染，而對照組則無。
(二)發病機制
宮頸殘端呈不同程度糜爛，見贅生物呈菜花狀、結節狀、潰瘍或形成空洞，宮旁組織增厚、呈結節狀等。
由於子宮次全切除後殘留的宮頸仍保持原有的淋巴引流，因此宮頸殘端癌的擴散方式亦和一般宮頸癌一樣，可向宮頸旁延伸至盆壁組織而導致腰酸、下腹不適等癥狀。腫瘤可沿宮頸旁淋巴結轉移至盆腔和遠處淋巴結。癌瘤向前方浸潤，膀胱受累可有尿頻、尿痛、尿血等癥狀，向後擴散侵犯直腸出現排便不暢、裡急後重、下墜和便血等癥狀。
國內江森等(1992)報道的宮頸殘端癌，10例臨床分析發病距前次手術的時間：<5年1例，5～9年4例，10～15年3例，>15年2例。張蓉(1997)報道瞭12例子宮頸殘端癌的治療，分析其發病距前次手術時間為3個月～27年;其中<3年3例，3～5年2例，>10年7例。
臨床癥狀和體征可因臨床分期和腫瘤生長方式的不同而異。宮頸殘端癌的早期癌病例有時可無癥狀，約占6%。隻是普查或因其他原因檢查時才被發現。宮頸殘端浸潤癌患者一般可有陰道不規則出血及陰道分泌物增多，主要癥狀和宮頸癌完全一樣。有學者報道宮頸殘端癌患者，75%～80%有陰道流血，10%～14%有白帶增多。如果腫瘤繼發感染、組織壞死，分泌物可伴有惡臭，以及腰痛、小腹下墜等癥狀。
1.臨床分期 宮頸癌的臨床分期已有70多年的歷史，歷經數次修改、逐步完善，開始時將腫瘤浸潤到盆壁即“冰凍骨盆”列為Ⅳ期，在1937年修改分期時定為Ⅲ期;1950年修改分期時決定將宮體受侵不作為分期的標準(原分期宮體受侵定為Ⅱ期);1961年的分期標準明確0期癌為原位癌、上皮內癌，並指出0期癌病例不包括在任何治療統計中。1970、1985年又有瞭隱匿癌(OCC)的概念，以及在Ⅲ期中增加瞭腎盂積水或腎無功能。以後又將0期和Ⅳ期的標準做瞭說明等。2003年在聖地亞哥(智利)召開的FI-GO會議上，又對Ⅰ期的分期標準進行瞭修訂。此次修訂後的宮頸癌臨床分期標準即為目前國際統一使用的分期標準：
0期：原位癌、上皮內癌(此期病例不列入任何治療統計中)。
Ⅰ期：病變局限於宮頸(宮體是否受累不予考慮)。
Ⅰa期：僅在顯微鏡下鑒別的浸潤癌。肉眼所能見到的病變，即使淺表浸潤，也屬Ⅰb期;間質浸潤的深度<5mm，寬度<7mm(浸潤深度從腫瘤部位上皮或腺體基底膜向下<5mm)，靜脈或淋巴管區的浸潤不改變分期。
Ⅰa1期：間質浸潤深度<3mm，寬度<7mm。
Ⅰa2期：間質浸潤深度為3～5mm，寬度<7mm。
Ⅰb期：臨床檢查病變局限於宮頸或臨床前病變大於Ⅰa期。
Ⅰb1期：臨床可見病變直徑<4cm。
Ⅰb2期：臨床可見病變直徑>4cm。
Ⅱ期：病變超出宮頸，但未至盆壁，陰道浸潤未到陰道下1/3。
Ⅱa期：無明顯宮旁浸潤。
Ⅱb期：有明顯宮旁浸潤。
Ⅲ期：病變浸潤達盆壁，直腸檢查時腫瘤與盆壁間無間隙;癌累及陰道下1/3;無其他原因的腎盂積水或腎無功能。
Ⅲa期：病變未達盆壁，但累及陰道下1/3。
Ⅲb期：病變已達盆壁或有腎盂積水或腎無功能。
Ⅳ期：病變已超出真骨盆或臨床已浸潤膀胱或直腸黏膜。
Ⅳa期：病變擴散至鄰近器官。
Ⅳb期：病變轉移至遠處器官。
2.分期註意事項
(1)0期包括上皮全層均有不典型細胞，但無間質浸潤者。
(2)Ⅰa(Ⅰa1及Ⅰa2)期診斷必須根據顯微鏡下的觀察確定。
(3)Ⅲ期的診斷應為宮旁浸潤達盆壁、腫瘤與盆壁間無間隙，而且增厚為結節狀時，方能確定。
(4)即使根據其他檢查定為Ⅰ或Ⅱ期，但有癌性輸尿管狹窄而產生腎盂積水或腎無功能時，亦應列為Ⅲ期。
(5)膀胱泡樣水腫不能列為Ⅳ期。膀胱鏡檢查見到隆起及溝裂，並在同時通過陰道或直腸能確診證實該隆起或溝裂與腫瘤固定時，應視為膀胱黏膜下受侵，膀胱沖洗液有惡性細胞時，應在膀胱壁取活體組織病理檢查證實。
根據癥狀和體征、臨床檢查及病理診斷宮頸殘端癌並不困難，診斷和一般宮頸癌的診斷相同。有的學者認為宮頸殘端癌診斷時的期別要比一般宮頸癌診斷時的期別要晚，但也有學者認為，由於子宮次全切除術後出現陰道出血比沒有手術者更能引起患者的註意，因此早期病例占多數。宮頸殘端癌由於切除瞭子宮體及前次手術造成的解剖學改變，以及可能出現的並發癥，使治療較為困難，因此早期診斷尤為重要。
子宮頸殘端癌食療方(下面資料僅供參考，詳細需要咨詢醫生)
1、西紅柿花生大棗粥：大棗和西紅柿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能增強人體的抗癌作用。西紅柿中的“蕃茄素”也具有抗癌作用。取花生米、大棗各30-50克，先煮之，熟時再加入洗凈的粳米lOO克煮成粥，食用前拌入洗凈切碎的適量西紅柿，每日1-2次。該粥適用於虛弱的癌癥患者，如消化系統(食道、胃、腸、肝、胰、膽)癌癥手術後的病人。
2、海帶肉凍：海帶內含有海藻多糖，有較強的抗腫瘤功用，其中“磺酰基”可殺滅癌細胞。將海帶泡軟洗凈切絲，帶皮豬肉等量，洗後切小塊，放鍋內加適量水，再加桂皮、大茴香等調味品，用文火煨成爛泥狀，加鹽，盛入盆內，晾冷成凍，吃時切成條佐飯食之。該品適用於內分泌系統的腫瘤(如甲狀腺、乳腺、前列腺等)病人食用。
3、菱粉粥：先用粳米100克煮粥，待煮至米熟後，調入菱粉40克，紅糖少許，同煮為粥。據報道菱角有抗癌作用，適用於食道癌、胃癌、乳腺癌、宮頸癌病人食用。
4、薏苡仁粥：先將薏苡仁洗凈曬幹，研成細粉，每次取該品30-60克，同粳米100克煮粥，可供早晚餐服食。經科學實驗發現薏苡仁酯對癌細胞有阻止生長和殺傷作用，適用於胃癌、腸癌、宮頸癌的輔助食療。
5、蒜苗肉包子：蒜苗內含有微量元素硒，在體內有抑制致癌物的作用，可限制腫瘤發展使其縮小甚至消除。將蒜苗和肉按4：1之比例制成餡，加適當調味品，做包子蒸熟食用。適用於一切惡性腫癌、白血病等，並可預防腫瘤的復發和轉移。
6、天益甲魚煲
配料天門冬15克，益母草20克，甲魚300克。
制法將天門冬、益母草用紗佈包裹後紮緊。宰殺甲魚，去除內雜，並用沸水燙去外衣，洗凈後切塊，放入沙鍋中，加水、薑塊、料酒、鹽、蔥卷及藥包，用小火燉2~3小時，撈去藥包及薑、蔥，加味精調和即可，吃甲魚並喝湯。
功能養陰活血，柔肝補虛。本膳用天門冬，養肺腎之陰，能清熱;益母草，活血化淤，泄沖熱;甲魚，含膠蛋白、多種人體必需氨基酸，能補肝腎之虛虧。適用於宮頸癌之肝腎陰虛者。
7、芝麻木耳粥
配料黑芝麻15克，黑木耳20克，紅棗10枚，糯米100克。
制法把黑芝麻粉碎備用;黑木耳，水發，洗凈;紅棗去核。糯米，洗凈入鍋加水、木耳、紅棗，用小火燴煮1~2小時，成稠粥，加入芝麻粉，調勻即可。
功能和中健脾，補益肝腎。本膳用芝麻，滋陰補血潤燥;黑木耳，化淤降濁，還能提高免疫功能;大棗，和中健脾，調營;糯米，養胃滋陰。
8、芡實枸杞煲老鴨
配料芡實30克，蓮子15克，白術10克，枸杞子12克，老鴨肉250克。
制法將鴨肉洗凈，切塊;芡實揀去殼，洗凈;蓮子去衣、去芯;與白術、枸杞子一並放入沙鍋中，加水、料酒、鹽、胡椒，用小火煲2~3小時，再加少許味精調和後，可喝湯，吃芡實、蓮子等。
功能調養肝脾，和中澀精。本膳用芡實、蓮子，健脾胃澀下元;枸杞子，養血滋肝腎;白術，健脾補氣;鴨肉，含蛋白質、維生素B1、鋅、硒、磷等，有和胃健脾利水之能。
9、蓴菜黑魚湯
配料活黑魚1尾(約重500克)，新鮮蓴菜100克。
制法殺黑魚，去鱗、鰓及內雜，去骨剝皮，切成魚片上漿(加入料酒、鹽、淀粉、蛋清後攪勻)。鍋內放鮮湯燒沸，倒入魚片，待變色即撈出;湯中加入蓴菜，並放適量火腿絲、蔥花、薑末，煮沸倒入魚片，再沸3分鐘，加入鹽、味精等調味，淋上香油，即可裝盆，食用。
功能養血補虛，健脾利水。本膳所用蓴菜中含有蛋白質、糖類、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和多種氨基酸，其中亮氨酸、谷氨酸、天門冬素等，是構成人體血漿蛋白的主要成分，而其瓊脂樣黏液所含的成分，經研究有抗癌作用;黑魚，為高蛋白食品，含人體多種必需氨基酸、鈣、磷、鐵、鋅等礦物質，功能健脾利水，和胃補中。
10、菱燒豆腐
配料鮮菱肉200克，鮮蘑菇100克，嫩豆腐350克。
制法菱肉先用鹽搓去外衣，蘑菇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小方塊。將炒鍋放旺火上，燒熱後放少量植物油，至5成熱時下菱肉，先拌炒2分鐘，再入蘑菇片再炒1分鐘，加水、鹽，蓋上鍋蓋，沸5分鐘，倒入豆腐，沸2分鐘，加味精調和，撒上蔥、薑花，裝盤即可。
功能固澀下元，抗癌補虛。本膳用菱肉，能健脾胃、益中氣，並有固澀帶脈的作用;蘑菇，富含氨基酸、蛋白質，並有抗癌作用;豆腐，營養豐富有較多的蛋白質。
11、黑菇二花營養湯
配料：豬瘦肉或烏雞肉200g、香菇5粒、黑木耳15g、無花果10g、馬蹄50克、龍眼15g、北芪20g、銀花15g、薏米20g、茯苓10g、大蒜20g、生薑15g、黃酒10ml(一湯匙)、食鹽5g。
功能：益氣補血、解毒抗癌。
適應癥：子宮頸癌患者疲倦、體弱、帶下量多，或者化療放療後出現頭暈體弱，腰酸乏力等癥者。平常人食用，也可用於補充精力、恢復體力。
做法：
1. 瘦肉或烏雞肉洗凈，切塊。香菇水發後，洗凈，揀去雜質，切片。木耳泡發，洗凈，揀去雜質，撕成片。馬蹄去皮，洗凈，切塊。無花果洗凈後，切成兩半。生薑去皮，洗凈，切片。大蒜去皮，洗凈。龍眼、北芪、銀花、薏米、茯苓等五味藥材同洗凈，揀去雜質。
2. 將瘦肉或烏雞肉放入滾水中氽煮3～5分鐘後撈出，棄血水不用。
3. 將肉塊、香菇、木耳、馬蹄、大蒜、生薑及龍眼、北芪等藥材同放入砂鍋或鋼鍋內，大火煮滾後加入黃酒，改用小火慢煮2個小時，至瘦肉或雞肉爛熟時加入食鹽適當調味後即可食用。
食法：一日一劑，分早晚兩次食用，可單食也可配飯食用，常食無妨。
子宮頸殘端癌吃那些對身體好?
放療時，飲食調養以養血滋陰為主，可食用豬肝、蓮藕、木耳、菠菜、芹菜、菱角等;若因放療而出現放射性膀胱炎和放射性直腸炎時，則應給以清熱利濕，滋陰解毒作用的膳食，如薏苡仁、赤小豆、荸薺、蓮藕、菠菜等。化療時，飲食調養以健脾補腎為主，可食用山藥、薏米粥、動物肝、胎盤、阿膠、甲魚、木耳、枸杞子、蓮藕等。
出現消化道反應，惡心、嘔吐、食欲缺乏時，應以健脾和胃的膳食調治，如蔗汁、薑汁、烏梅、金橘等。子宮頸癌晚期，應選高蛋白、高熱量的食品，如牛奶、雞蛋、甲魚、赤小豆、綠豆、鮮藕、菠菜、冬瓜等。
子宮頸殘端癌最好不要吃那些食物?
1、飲食調理宮頸癌病人忌用煙酒，少吃韭菜、生蔥。
2、用膳食應禁忌肥膩甘醇、辛辣香竄、油煎烤炸等生濕、生痰、燥熱、易致出血的食品。
子宮頸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位於女性腫瘤的第二位。全世界每年大約有20萬婦女死於這種疾病。
全球發病率最高的是南非，其次在亞洲，我國發病率每年新增發病數超過13萬，占女性生殖系統惡性腫瘤發病率的73-93%。在發達國傢，其發生率明顯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對子宮頸癌前病變的早期診斷和治療。在發展中國傢，由於子宮頸篩查工作不完善，女性對子宮頸疾病的忽視，致使我國子宮頸癌的發生率是發達國傢的6倍。
全世界每年有50萬新發病例，中國就占瞭1/4。特別值得註意的是，由於環境污染加上生活中的不良衛生習慣，使原本多發於50歲左右的女性子宮頸癌，如今也盯上瞭年輕女性。
預後
依據病變擴散的范圍和臨床分期，宮頸殘端癌的預後與普通宮頸癌基本相同。Petersen(1992)報道28例宮頸殘端癌體外加腔內放療，5年存活率為62%;張蓉(1997)報道體外照射加腔內後裝治療9例，存活6例，存活率66.7%，因此腔內後裝治療與體外照射相結合可以獲得較好的治療效果。然而Wolff等認為隱性癌的預後較差，因為病情進展快，轉移率高。Peterson(1992)報道28例5年存活率為62%，總之，臨床分期和治療方案對預後的影響頗大。
術前註意： 為瞭減少宮頸殘端癌的發生，在決定行子宮次全切除或全子宮切除術之前必須嚴格檢查排除宮頸癌。在行次全子宮切除術後，患者應定期參加普查，而早期診斷、及時適當的治療對殘端癌更為重要。次全子宮切除術後應定期檢查，如常規做宮頸防癌塗片檢查，必要時做固有熒光光譜診斷、陰道鏡檢查及宮頸活組織檢查等排除惡變，以免漏診。次全子宮切除後若患者主訴陰道流血應及早診治。患者治療後，還應定期按常規隨訪，如有復發應積極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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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殘端癌的治療方法與一般宮頸癌相同，以手術、放療為主，晚期病例則采取手術、放療及化療的綜合治療，治療效果與放化療前臨床分期、組織病理形態、腫瘤生長方式及患者的全身狀況有關。
由於子宮體已切除，膀胱、直腸和宮頸殘端粘連，加之周圍形成的粘連灶和瘢痕，都給治療帶來瞭困難。
手術治療適用於早期宮頸殘端癌。術中要特別註意解剖關系，防止及減少並發癥(江森，1992)。如果手術切除不滿意，可以術後給予放射治療以提高療效，但可能出現一些並發癥。Petersen(1992)報道3例早期病例(Ⅰa、Ⅰb、Ⅱa)接受宮頸切除術，但未行淋巴結清掃，其中2例術後行體外照射和腔內治療，均無復發。
多數Ⅱ、Ⅲ期宮頸殘端癌患者和普通宮頸癌一樣采用放射治療，腔內治療仍然是殘端癌放射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宮體已切除，頸管縮短，導致腔內照射的總劑量減少，增加瞭局部復發的可能性。如果提高腔內治療的劑量，則可使生存率達到普通宮頸癌的水平，但放射性直腸炎和膀胱炎的發病率相應增高。Petersen(1992)在分析43例宮頸殘端癌的放療時指出：殘端癌的發生率低，治療較普通宮頸癌困難，手術難度大，絕大多數病人選擇放療，但放療的並發癥較一般宮頸癌高。因此，有必要考慮用不同的放療方法降低並發癥的發生率。孫建衡(1992)在總結子宮頸癌後裝治療5年的經驗時指出，適當減少腔內放射次數，采取部分全盆照射，可降低放療的並發癥。張蓉(1997)分析12例宮頸殘端癌的治療，其中9例患者接受瞭體外全盆照射，腫瘤劑量2000～4000cGy，腔內後裝治療3～5次，A點劑量6～23Gy，其中1例死於其他原因，2例死於腫瘤，存活率與普通宮頸癌相同，且無嚴重的並發癥發生。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放射治療宮頸殘端癌，註重體外照射的作用。全盆照射劑量可在3000～5000cGy之間選擇，同時腔內後裝治療，可采用組織內插植和陰道容器消除宮頸的大體積腫瘤。如果宮頸管殘留長度為2.5～3cm，則可增加腔內治療劑量，有利於局部腫瘤的控制，但要減少體外全盆照射劑量。體外照射劑量可根據腔內治療的情況增加或減少，但總的A點劑量可在6000～7000cGy之間調整。
藥療是根本，而食療能輔助藥物的治療，那麼子宮頸殘端癌的食療和飲食又是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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